楊士奇楊士奇的生平
初入翰林
楊士奇年幼時，家庭貧寒，父親早逝，更為孤兒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楊士奇隨繼父羅性曾改姓羅，羅性不重視楊士奇，但是楊士奇的一個舉動改變了羅性對他的看法。一次羅家在祭祖，楊士奇突然想起了自己和父母顛沛流離的生活，而父親卻死在了看似沒有盡頭的征途上。他知道，羅性是不可能在桌上擺上楊士奇父親的神位的，于是，他撮土鑄成一個神牌，然后跪拜。這一切都被羅性看在了眼里。第二天，羅性對楊士奇說，他以后必成大器，不必跟自己姓羅了。（后羅性因罪充軍）
嚴酷的生活環境造就成他勤奮好學、堅韌不拔、寬容嚴謹的優秀品格。曾在湖廣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給。建文元年（1399年），朝廷準備修撰《明太祖實錄》，從社會上征集文人參加。因學行出眾，楊士奇由王叔英引薦，以布衣身份進入翰林院，充當了編纂官。不久，吏部尚書張紞考察編纂工作，發現楊士奇是個難得的人才，便將其提拔為吳王府審理副。朱棣經過靖難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寶座，為了保證政局的穩定，將楊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選入內閣，參與國家的大政方針，同時楊士奇被晉升為翰林院侍講，正式開始了從政的生涯。
妙語助太子。永樂二年（1404年），機遇再次光顧了楊士奇，朱棣選拔他為輔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來的皇帝朱高熾結下了難得的師友之緣。不久，楊士奇晉升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樂五年再次升任左諭德（從五品官），輔助左春坊大學士承擔太子的文件往還及學習的有關事務，同時兼任翰林院侍講，承擔為皇帝講讀經史的任務。朱棣由于對《周易》情有獨鐘，所以對楊士奇格外尊寵，楊士奇的仕途充滿了陽光與鮮花。
天有不測風云，楊士奇的仕途一度出現坎坷。朱棣即位之初，長子朱高熾、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爭奪皇太子之位，后來幾經周折，才確定長子為皇太子。朱棣卻偏偏對其頗有微詞，寵愛悍勇好斗的朱高煦，這樣朱高煦和朱高燧公開表示不滿。在這場爭斗中，楊士奇自然無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靈活的策略。永樂九年朱棣北征回師，由于次子的讒言，有意找尋皇太子的過失，向楊士奇詢問朱高熾的情況。楊士奇并不執意為皇太子辯解，只是說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并舉例說：“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同時還總結說：“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托。”無意中表彰了朱高熾寬厚仁愛的個性。結果在卷入爭奪太子位的大臣中，處境較好，雖被牽連下獄，但很快被釋放，不像解縉因此送了自己的性命，從而順利地度過了自己從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一輔明仁宗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去世，朱高熾即位，是為明仁宗，楊士奇被提拔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按照封建禮儀，新皇帝應為過世的皇帝服喪二十七天。期滿的第二天，只有皇帝和張輔、楊士奇三人仍著喪服上朝，滿朝文武皆更換服裝，由此朱高熾對楊士奇更加敬愛，逐步提拔他為少保、少傅，后又命他兼任兵部尚書，開啟了內閣直接插手六部具體行政事務的先例。不久，楊士奇成為內閣首輔，位次列于內閣其他同僚之上，逐漸填補了朱元璋廢除丞相后留下的巨大的權力真空。
楊士奇與仁宗皇帝關系極為融洽。朱高熾特地賜給楊士奇及楊榮、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一顆銀印，上刻“繩愆糾繆”的格言。楊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關于貴族甚至皇族胡作非為的案件，擁有了皇帝賜予的特權，對于及時有效地揭露貪污腐化、改善政治風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時李慶建議朝廷將軍隊所屬多余軍馬給予地方官吏，楊士奇上疏反對，朱高熾為了不使他過多樹敵，故意沒有批準楊士奇的奏折，而借陜西按察使陳智上奏的機會駁回李慶的建議，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見一斑。楊士奇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極力促使朱高熾變成一個開明有為的君主。
朱高熾監國時，御史舒仲成曾得罪過他，他即位后便想將其治罪。楊士奇認為這樣做，將使言官不敢說話，朱高熾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頭。大理卿虞謙、大理少卿弋謙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熾，由于楊士奇的調解才沒有獲罪。言路因此得以暢通，下情得以上達。朱高熾即位后，許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楊士奇卻反其道而行之，讓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民尚艱食”的社會現實。朱高熾甚為感激，特地創制了“楊貞一印”賞賜給他。朱高熾去世，楊士奇成為當然的首席顧命大臣。
二輔明宣宗
洪熙元年（1425年），朱瞻基繼承皇位，是為宣宗，他既具備父親的文才，又具備祖父的武略。“三楊”繼續留任內閣，他們定期上朝覲見皇帝，討論較為迫切的具體事務。他們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遞密封的奏議，并對官員呈遞的奏議提出適當的答復，供皇帝御批，內閣由此成為皇帝與六部的橋梁，控制了決策權。
“三楊”中，楊榮以才識見長，做事果斷，精通邊防事務，曾隨朱棣遠征蒙古，但生活作風比較奢侈，邊疆的將官經常向他行賄。朱瞻基知道后，私下召見楊士奇，問他對此有何看法。楊士奇認為對于邊防事務，楊榮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過怪罪他。朱瞻基微笑著反駁說，你還為他辯解，他可是經常在我面前指責你的短處。楊士奇馬上說：“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明確懇求皇帝以對待自己的寬厚態度對待楊榮。不久楊榮得知了這一消息，非常慚愧，自此兩人便建立起親密無間的友誼，關系甚為融洽。
朱瞻基登基不久，他的叔父漢王朱高煦發動了武裝叛亂。朱瞻基在楊榮等人的強烈要求下御駕親征，叛亂很快被平定，朱高煦被處以酷刑。種種跡象表明，朱瞻基的又一叔父趙王朱高燧也與漢王的陰謀有所牽連，楊榮等人主張同加嚴懲。針對這種紛紜復雜的形勢，朱瞻基舉棋不定。楊士奇一方面摸透了皇帝的心理，另一方面考慮到政局的穩定，與楊榮針鋒相對，指出：“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之意乎？”朱瞻基最終采納了楊士奇的建議，沒有追究趙王的責任。趙王主動獻出護衛人馬，保全了性命，朝廷政局趨向了穩定。
朱瞻基即位后，還受到來自外部世界的挑戰，交阯繼續抵制明皇朝的統治。是繼續施加軍事壓力還是撤軍，明皇朝左右徘徊。吏部尚書蹇義和戶部尚書夏原吉與將領們主張采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楊士奇看到連年的征戰造成了國家財政的緊張、百姓的怨恨，于是和楊榮一道力主講和，認為可以讓交阯擁有更大的自治權。他們的主張正中朱瞻基下懷，于是決定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交阯的叛亂問題。后來幾經周折，朱瞻基勉強授予交阯的實際統治者黎利委任詔書和印璽，讓他“權署安南國事”，這樣既贏得了南部邊疆的安定，又為國家節約了大筆軍事開支，再次顯示了楊士奇的戰略眼光。
楊士奇在宣宗朝的貢獻更多地體現在內政建設上。長江下游是國家的財賦重心所在，沉重的賦稅導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農民的貧困，成為朝廷非常關心的問題。周干奉朱瞻基之命進行實地調查后，建議減少官田稅賦份額，打擊稅吏的貪污腐敗行為，楊士奇大力支持。戶部官員由于擔心減稅會造成國家財源的枯竭，因此極力反對。如何兼顧朝廷與農民的利益，楊士奇選拔了兩個干練的行政官員和財政專家周忱與況鐘去解決這一難題，周忱受權管理南直隸府，況鐘出任蘇州知府，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財政改革。
其一，設立以“金花銀”或棉布交納稅糧的制度，保證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另外特定的折換率的定期調整也保證了國家財源的穩定。其二，征糧的衡量單位標準化，防止了稅吏的營私舞弊。其三，每個縣設糧倉貯藏征收的稅糧，防止糧長在自己的私宅內囤積糧食。其四，征收特定的附加稅，用于運輸通過運河直達京師的糧食。其五，在每個縣設濟農倉，儲藏地方官在豐年通過平糴法收集余糧，以便在遇到自然災害和歉收時分發。所有這些措施，基本上體現了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的指導思想，從根本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鞏固了朝廷的財源。
楊士奇還特別注意人才的選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朱瞻基積極建議，糾察貪官污吏，舉薦具備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屬于刑家子孫也不例外，并且規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積極為朝廷推薦人才，以便鞏固朝廷的根基。楊士奇還身體力行，作出表率，如前述周忱和況鐘以及后來赫赫有名的于謙皆得力于他的引薦。在楊士奇等人的努力下，明皇朝一片安居樂業的社會景象。朱瞻基自然高興，每年歲首，他讓百官休息十天，自己和楊士奇等大學士賦詩唱和，幾乎可以稱得上國泰民安了。
三輔明英宗
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朱祁鎮即位，是為明英宗，張太皇太后行使攝政之權，極力倚重“三楊”，凡軍國大事皆請他們參決。同時她的同鄉宦官王振開始控制司禮監，與“三楊”相抗衡。年邁的楊士奇極力支撐危局，施展自己的才能，建議朝廷訓練士兵，鞏固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派文武鎮撫到各地考察民情，罷除派往各地的特務，減輕百姓的賦稅，放寬刑罰，加緊吏治的整頓，使明英宗統治初年繼續保持政治清明的局面。王振，少年時自閹進宮，是最早在內書堂受過嚴格的書本教育和行政訓練的太監之一。朱祁鎮做太子時，他被派往東宮，成為太子的啟蒙老師，他為人狡黠，善于逢迎，贏得了朱祁鎮的歡心。朱祁鎮即位后，王振成為司禮監的秉筆太監之一，被親切地稱為“先生”。司禮監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禮儀、刑事及管理當差、聽事等雜役，替皇帝管理內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王振通過對英宗皇帝朱祁鎮的個人控制及司禮監的獨特權力開始干預朝政，給楊士奇為首的內閣造成極大的威脅。
王振還很快爭取到一批政治盟友，其中包括錦衣衛指揮馬順和他的外甥副指揮王山。錦衣衛因從事軍事以及情報和司法工作，成為皇帝手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是皇權運作過程中的樞紐所在。此外，王振還贏得了兵部尚書徐晞和王冀的追隨，控制了明皇朝的軍事力量，開始向楊士奇等人進行挑戰。
王振首先攻擊楊士奇的盟友楊榮。楊榮好收受賄賂，使王振找到了借口。靖江王佐敬乘楊榮不在家時，私下送去一些金銀財寶，王振偵知后，必欲置楊榮于死地而后快。楊士奇不顧年老體衰，親自為楊榮向皇帝求情，才避免了災難。正統五年（1440年），楊榮去世，楊士奇更感勢單力薄。
其次，王振又把攻擊矛頭直指楊士奇。楊士奇的兒子楊稷因殺人，“橫虐數十事”，王振指使言官上奏皇帝，要求繩之以法。大臣們討論后將情況通報給楊士奇，楊士奇深感責任重大，請求皇帝準許自己辭職，朱祁鎮對他加以勸慰。
正統七年，張太皇太后去世，楊士奇更失去了最堅強的后盾，面對王振勢力的膨脹，他憂心如焚，積郁成疾。翌年，楊士奇撒手人寰，葬于今泰和縣澄江鎮杏嶺村北山坡上。詔贈左柱國太師，卒謚文貞。
精研目錄學。永樂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內閣。宣宗時，皇帝視察“文淵閣”，與他討論圖書之事。正統間，上表奏道：“文淵閣所貯書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臣等逐一點勘，編成書目，請用寶鈐識，永久藏庋”。正統六年（1441），他與馬愉，曹鼎等人編成《文淵閣書目》。舊本不分卷（《四庫全書》定為四卷）。著錄圖書7 297部。大多不著撰著人姓氏。書分39類，編20號，每號分數櫥，以千字文排次。由于著錄簡略，清人朱彝尊評其“不論考訂撰次，草率塞責，較之劉歆之《七略》、荀勖之《中經薪薄》，誠為有愧”。但該目在分類上，亦自成一格。姚名達論其“分類法雖陋，然能不守四部之成規，實開有明一代之風氣。”《四庫全書》評其“今閱百載，已散失無錄。唯籍此編之存，尚可略見一代之名數，則亦考古所不廢也。”該目在中國目錄學史和考明一代文化學術上，有一定價值和地位。嗜藏書，少家貧，曾經以雞換錢買書。生平“無他嗜好，獨好文籍及古法書”，自稱其先世藏書有數萬卷，元代毀于兵火。以后所入薪俸，悉以購書。歷十余年，經史子集略備，藏于“東里草堂”、“梅花閣”、“堯峰山莊”中。藏書印有“露陵楊士奇”、“東里草堂”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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